与福克纳那枚小小的“故乡邮票”一样，法国作家莫里亚克的作品中，故乡朗德平原和波尔多也在虚拟的文本中生长出了“自己的天地”。故乡作为起点或地方不再是物理或地理意义上的“故乡”，而是个体的一种记忆、一种情感和经验，成了自我精神与向外理解更宽广世界的支点基础，有着丰富深厚的历史文化沉积和意蕴，作者依靠自身禀赋感通时代多元消息，为我们精准描绘了“记忆”里生长出来的故乡——“我的书中再现的昔日的一处偏乡僻壤，那是甚至在法国也鲜为人知的外省一隅，我在那里度过了学生时代的假日时光，最初我将其铺陈于纸上时并未想到它会引起外国读者的瞩目。”

《苔蕾丝·德斯盖鲁》小说中为我们塑造了一个“半新半旧”的女人婚姻的不幸，这种不幸源于“个人命运的选择”。莫里亚克善于将人物置身于社会阶层的关系结构中，精巧的游走于这种结构中剖析造成这一悲剧的原因，由表及里进入人物心理为我们展现出内在的精神本质问题。

小说开篇，映入我们眼中的关键词便是“法庭”，法庭成为小说空间的悬疑与线索，法庭是公平与正义的代言词，道德与不道德、理性与非理性等等审判的天平。“不予以起诉”读到此处，整个小说空间都在向我们揭示或追问原因。

于是，讲故事的人转身登场，为我们开始讲述一个女人置身社会空间与关系结构中的“秘密”。她未进入“婚姻”这一联结两个陌生人关系的“原本形象”与处于婚姻关系中“现实形象”形成了一种巨大的落差，自我身份的辨识的模糊不清，甚至变得画地为牢和失去自由的“自我形象”为我们阐释了“灵魂的一致”才是婚姻的本质与方向。

婚前的纯洁面目与后来抹不去的肮脏婚姻相比判若云泥。在阿尔热卢斯当地人眼中，苔蕾丝与贝尔纳·德斯盖鲁两人很般配，而在苔蕾丝的粗浅印象里，贝尔纳·德斯盖鲁也是比她原本要嫁的大部分男人更有教养。但悲剧恰恰在于“朗德荒原限制了他们心灵的舒展，他们的思想也永远局限于这片荒原。”2也就人们眼中的老实巴交的男人——贝尔纳·德斯盖鲁后来还是囚禁苔蕾丝，而苔蕾丝毒害贝尔纳·德斯盖鲁。“他的存在感使得外头的黑暗不复如此地阴森恐怖。他在不远处酣眠，于是荒原上和黑夜中也处处是他的酣眠。”

与开篇的相比，小说结尾处颇具意蕴，“苔蕾丝呷了几口酒，抽了许多烟。她像个得了‘至福’的女人一般，独自笑出声来。她仔细涂抹了腮红与口红，然后走上街道，徜徉而去。”4与经受诉讼煎熬的恐惧内心和“女囚犯肖像”相比，尽管她“注定都要被囚禁在永久的孤独中”，但她终于开始走向“自我的救赎”。如莫里亚克在小说前沿如是说之要义，将苔蕾丝弃之于熙攘热闹的人间烟火中，检验一个灵魂的孤独——摘下面具——展现出一个自然的自我，让“我”于这熊熊燃烧的人间炼狱中得到一种生命的真爱。

诚如莫里亚克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言之，“我们出生、长大的狭小世界，教会我们如何去爱，教会我们如何隐忍痛苦的那个狭小世界，其实具有普世性的，而小说家的禀赋恰恰在于将这种普世性呈现于人。”叙事的意义在于我们理解了“虚拟的世界”与“真实世界”之间令人信服的关系链或者说潜在的对称之妙，亦或说伟大的小说家总在追逐“冒险”中发现我们现实世界中的荒原之处有灵魂最本质的孤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