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写作之所以光荣，是因为它有所承担，它承担的不仅仅是写作。它迫使我以自己的方式、凭自己的力量、和这个时代所有的人一起，承担我们共有的不幸和希望。”读完方英文先生最新出版的散文集《夜行》已是深夜，想起1957年12月10日加缪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礼上的演讲。

尽管如作者所言，自己并不想去表现“苦难”。但“苦难”记忆的书写却溢出文本，成为了一种生命经验独特的存在。这本散文集收录的文章大体上可归纳为三类：一是个体生命的记忆，如《企图牧童遥指》《奔年过秦岭》《夜行》《我的教书生涯》《风雪夜缘》等；二是外出游记，如《紫阳腰》《壶口》《熊猫意象》《峨眉笔记》《夜雨青木川》等；三是自我抒怀，如《请坐》《喂猪的农妇》《鸡蛋之歌》《吃人》《虎意》等。这些篇什中我最看重的“个体生命的记忆”部分，这些“追忆”（记忆）成为了生命个体于时代大开大阖、春去秋来、四时运行中的鲜活经验，作家对以往个人历史经验的书写，召唤了“无尽的远方和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。”

《夜行》收录的散文时间跨度长达三十年之久，从儿时的趣事到与孙子的其乐融融，一瞬间弹指一挥，须臾变幻，仿佛天宽地广，个体生命的记忆跨度被无限放大，又无穷接近。此时，儿时的记忆却与作者共生共长成为个人生命的一部分。比如开篇《企图牧童遥指》中“阿牛放牛”的情景，牵连出来儿时玩得翻脸时，彼此喊对方父母、祖父母的名字，再现了一代人儿时的童趣。很难想象的是，这情景如同我们80后一代人的童年，放牛骑在牛背上，喊着对方父母乃至祖父的名字。《奔年过秦岭》中“回乡拥挤”反映出时代交通不便出行的囧困，依然挡不住人们对回乡的向往以及浓浓的乡情，人与人之间的淳朴、善良，这些略约成为了那个时代渐去渐远的缩影。

《夜行》记录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特定时代背景下“个人的命运选择”与“寻找出路”的艰难，将此篇与《我的教书生涯》一起看，方能体悟和放大普通人于时代大浪下的命运选择的无奈。1975年盛夏十七岁的夜行成为了作者“精神”的一次苏醒，“……天地间唯我一人，那奇妙的声音，那异样的气味，那刺激灵魂扩张奔流的河山能量，生生不息，动人心魄，如同读了半部天书，是大白天里永远也看不到的，永远也感受不到的。”

中学毕业面临个人命运的选择，作者的父亲为儿子谋了一份代理教师的差事，但这种事情在那个时代却“见不得光”只能夜行。这份“美差”并不稳定，作者一年半的时间里辗转四个不同学校，也没成为人民教师。《我的教书生涯》中作者与父亲之间的隔阂也消散了，“然而他终归是我的父亲，在我人生最困难的时候，他伸出了父爱之手。”充满了对父亲英年早逝的无限惋惜与思念之情。《风雪夜缘》记录了作者四年代课生涯结束后，考入西北大学中文系第一次回乡的艰难。回到镇安县已是深夜时分无处投宿的情景，展现了作者要强的心性及亲情寡淡，虽“世态炎凉”的环境下，却仍不乏有温情的存在。方英文先生的散文集《夜行》，将“夜行”作为散文集的书名，应不属随意而为之。而是精心思考了一番——“走了一夜黑路，终生难忘。”

方英文先生的散文集《夜行》个体生命记忆部分忠实地记录了个人生命于时代中的命运际遇，如评论家谢有顺先生在《散文的常道》中如是说,“文学是人学，是个体心灵的历史，文学是对于人的精神关怀与烛照，是对生命存在、生命价值的一种深切的关怀与体认。”不难发现，散文集《夜行》隐藏“我”与现实的“我”之间的拧巴与较量，这场自我辨识与体认是关乎个体心灵的历史。与其说是与“自己的对话”，不如说是在一场生命的“追忆”中，历史中的那个“我”有了血肉的温度，与精神的那个“我”在文本这个场域再次重逢。当然，散文集《夜行》中语言的讲究、用词的谨慎和幽默与俏皮也经常闪现。但我所关注的是个人与时代之间的关系，以及时代中“我”的命运选择。